君王城上竖降旗,妾在深宫那得知?
十四万人齐解甲,更无一个是男儿!
作者“...(后蜀)国亡,入备后宫”,身份实际属于“高级俘虏”之列。太祖有闻此女诗名,特召见、命她展示自己的诗作。花蕊夫人便诵读了这首《国亡诗》。
诗句本身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地方:投降、亡国是何等大事,然而竟又仓促草率到连宠妃都“哪得知”的地步!后蜀兵力不弱(号称有“十四万人”之众),却“齐解甲”(“微言”,显然是指不战而降):这样的“君王”还够得上“是男儿”吗!就诗论诗,这里表达的首先是对亡国昏君孟昶的鄙视;但此情、此景而选此诗来诵读,隐约令人感到尚有弦外之音:这败,是蜀自败;赢家并没什么可骄人之处...。
“孤臣孽子”们怀念故国是很招疑忌的。这里,读者所看见的情景则是: 身为俘虏的一介弱女能做到不卑、不媚,竟敢面对征服者而指斥故国君王的不战而降是“无男儿血性”! 不过,据记载:太祖听诗后的反应却出一般人意料。也许是“见仁见智”罢,太祖在诗中感觉到的首先是自己“以少胜多”的武略之伟大:“...太祖悦,盖蜀兵十四万,而王师数万尔。”。
(按:引文取自陈师道:《后山诗话》)
徐氏,青城(今四川灌县西)人,因才貌双全,得幸于后蜀主孟昶,拜贵妃,别号花蕊夫人。她曾仿王建作宫词百首,为时人称许。孟蜀亡国后,被掳入宋。宋太祖久闻其诗名,召她陈诗。徐氏就诵了这首「述亡国之由」的诗。诗泼辣而不失委婉,不亢不卑,从题材到风格,都与作者所擅长的「宫词」大不相同,当时就获得宋太祖的赞赏(事据《十六国春秋·蜀志》)。后世诗评家也每每乐道。
此诗破题就直述国亡之事:「君王城上竖降旗」。史载后蜀君臣极为奢侈,荒淫误国,宋军压境时,孟昶一筹莫展,屈辱投降。诗句只说「竖降旗」,遣词含蓄。下语只三分而命意十分,耐人玩味。
次句「妾在深宫那得知」,纯用口语,而意蕴微妙。大致有两重含义:首先,历代追咎国亡的诗文多持「女祸亡国」论,如把商亡归咎于妲己,把吴亡归咎于西施等等。而这句诗则象是针对「女祸亡国」而作的自我申辩。语似轻声叹息,然措词微婉,而大有深意。其次,即使退一步说,「妾」及时得知投降的事又怎样?还不照样于事无补!一个弱女子哪有回天之力!不过,「那得知」云云毕竟还表示了一种廉耻之心,比起甘心作阶下囚的「男儿」们终究不可同日而语。这就为下面的怒斥预留了地步。
第三句照应首句「竖降旗」,描绘出蜀军「十四万人齐解甲」的投降场面。史载当时破蜀宋军仅数万人,而后蜀则有「十四万人」之众。以数倍于敌的兵力,背城借一,即使面临强敌,当无亡国之理。可是一向耽于享乐的孟蜀君臣毫无斗志,闻风丧胆,终于演出众降于寡的丑剧。「十四万人」没有一个死国的志士,没有一星半点丈夫气概,当然是语带夸张,却有力写出了一个女子的羞愤:可耻在于不战而亡!
至此,作者的羞愤痛切之情已酝酿充分,于是爆发出一句热骂:「更无一个是男儿!」「更无一个」与「十四万人」对比,「男儿」与前面「妾」对照,可谓痛快淋漓。「诗可以怨」,其实岂但可怨而已,这里已是「嬉笑怒骂,皆成文章」了。
此诗写得很有激情,表现出亡国的沉痛和对误国者的痛切之情;更写得有个性,活现出一个活泼泼有性格的女性形象。诗人以女子身份骂人枉为男儿,就比一般有力,个性色彩鲜明。就全诗看,有前三句委婉含蓄作铺垫,虽泼辣而不失委婉,非一味发露、缺乏情韵之作可比。
据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,花蕊夫人作此诗则有所本。「前蜀王衍降后唐,王承旨作诗云:『蜀朝昏主出降时,衔璧牵羊倒系旗。二十万人齐拱手,更无一个是男儿。』」对照二诗,徐氏对王诗几处改动都很好。原诗前二句太刻意吃力,不如改作之含蓄有味,特别是改用第一人称「妾」的口气来写,比原作多一重意味,顿添神采。这样的改作实有再造之功。就诗人陈诗一事而论,不但表现了廉耻之心,而且有几分胆气。这行为本身就足为孟蜀「男儿」羞。所以,此诗得到一代雄主赵匡胤的赏识,不是偶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