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9年2月23日 民国“废除中医案”事件

晚清时期,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。以解剖学、生理学、病理学、细菌学、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医在中国大行其道。

中西医学毕竟属于两种异质医学体系,并存局面必然导致两者间的对峙与冲突。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,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,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,医药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对峙阵营。

时代背景

晚清时期,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。以解剖学、生理学、病理学、细菌学、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医在中国大行其道。

中西医学毕竟属于两种异质医学体系,并存局面必然导致两者间的对峙与冲突。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,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,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,医药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对峙阵营。

1916年,余岩(余云岫)撰写《灵学商兑》,率先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评;

1920年,余岩发表《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》,得到了杜亚泉、恽铁樵的回应,引发了1920年初关于中医理论之争。但无论是1920年的余杜之争,还是1922年之余恽之争,均局限于学理上的探讨,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。

1925年中医界谋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,却因受西医界抵制而流产。此事导致中西医界关系迅速恶化,两大阵营间水火之势渐成。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,称自己是新医,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是“新旧之争”,先进与落后之争;而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,称西医为西医,将中西医之争视为“中西之争”。中医界对西医的攻击难以冷静与客观,而西医界之激进人士对中医界之批评更近乎苛刻。双方讥讽之言与谩骂之词日趋激烈。故1925年以后,中西医界的争论,逐渐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意识形态争论。

主要经过

1929年2月23日至26日,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,与会者包括褚民谊、颜福庆、伍连德等当时的医界名流共14人。

会议讨论了余云岫起草的《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》。这一提案除了“一个‘医学外行’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,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”。随后,该提案写入2月25日的会议记录。2月26日,上海《新闻报》率先将此事公诸于众。3月2日,余云岫主编的《社会医报》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,公布“废止中医案”。

1929年为抗议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晋京请愿代表团合影

废止中医的原因

民国17年“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”余岩倡议,理由有四:

一、今旧医所用者,阴阳五行六气脏腑经脉,皆凭空结撰,全非合实,此宜废止,一也。

二、“其临床独持桡动脉,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、关、尺三部,以支配脏腑,穿凿附会,自欺欺人。其源出于纬侯之学,与天文分野,同属无稽,此宜废止,二也。

三、”根本不明,诊断无法,举凡调查死因,堪定病类,预防疾疠,无一能胜其任,强种优生之道,更无闻焉。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,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,此宜废止,三也。

四、“人类文化之演进,以在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,考之历史,彰彰可按。所谓绝地天通者,抗德而崇人事,黜虚玄而尚实际也。(北伐后)方破除迷信,废毁偶像,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,而旧医乃日持巫祝纬之延以惑民众;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,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源,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,夏伤于暑,秋心米比疟等说以教病象,阻遏科学化,此宜废止,四也。

故“旧医一日不除,民众思想一日不变,新医事业一日不上,卫生行政事业一日不能进展。为民族进化计,为民生改善计,不可不采取断然措施”

主要内容

1、施行旧医登记,给予执照方能营业,登记限期为一年。

2、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,训练终结后,给以证书。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。

3、自1929年为止,旧医满50岁以上、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,得免受补充教育,给特种营业执照,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。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,期满即不能使用。

4、禁止登报介绍旧医。

5、检查新闻杂志,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。

6、禁止成立旧医学校。

后续历史事件

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,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之废止中医案———《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》,其实施办法则显得和缓许多。该议案规定了废止中医之三条原则:“甲: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;乙:禁止旧医学校;丙: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,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。”

中央卫生会议所通过的议案及余岩之提案公布后,立即遭到了以陈存仁、张赞臣为代表的上海中医界的强烈反抗,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。

中医界的反击

中医界反抗废止中医案,一开始便不与西医就中医优劣问题作学理上的讨论,而是逐条批驳余岩等人废止中医之理由,并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。3月11日,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,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,打压中医界,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“摧残国粹学术”的高度。他们一再申明,“中医自有中医诊断之法,勘定病别之类,”并非“巫祝谶纬之道”。针对余岩在提案中指责中医“反动”之语,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,是“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”,是“极端之民族主义”。这种驳难,显然已非学理争论,而是意识形态化之政治攻击,是将中医存废问题提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,争取政治上之优势。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,中医界反而指责西医界废止中医乃违背三民主义之举,并喊出了“打倒余汪提案,就是打倒帝国主义”等政治性口号。

中医界掀起的全国性抗争活动,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,也影响着社会安定与政府威信。在中医界掀起大规模抗争后,处于风头浪尖上卫生部长的薛笃弼,急于化解与中医界的冲突,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。故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。他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:“我当一天部长,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。”不久,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: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。

至此,民国时期立法废除中医的运动宣告失败。

历史意义

余岩为代表的西医废止旧医之最重要理由,乃为中医不合近代科学。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时代洪流中,只要中医理论在科学上没有根据,中医理论不能以科学来解释,也就无法得到科学的承认。得不到科学承认的中医,其存在的合理性、合法性便会受到怀疑,中医的生存危机便难以得到根本消除。故此,在围绕中医存废之论争中,中医不合科学之特性已被充分揭示出来,政府及西医界以中医需要改良、中医需要科学化为由,向中医界施加强大压力,迫使中医向科学化迈进。即使是那些不赞同废止中医者,也多主张中医应该改良、整顿、革新,应该科学化。经历了此次生死抗争的中医界不少有识之士,也意识到中医革新、中医科学化的迫切性。

这样,在这次生存抗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医界,为了谋求自身之生存,不得不开始对中医理论进行革新和改良,不得不接受中医科学化主张,自觉地进行中医科学化尝试。同时,西医界在这次论争中尽管未能达到废止旧医之目的,但却迫使中医自身进行改良,并开始走上科学化道路,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。

中医科学化的实质,就是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及科学原则整理中医理论,将中医纳入到近代科学体系中。由于中医理论体系的不可证伪性,中医科学化的道路是狭窄的,因此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,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中医中药,几乎没有在国际学术界得到认同,作为药品在注册的中药品种数量在目前仍是零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赤脚医生宣传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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